如此香饽饽，无怪乎去年上半年19家上市高速公路平均毛利率达到创记录的61.76%，重庆路桥2011年的毛利率竟然达到91.14%。
我国《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就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如果政府想要说服公众并使其相信自己的政策已经是最优的，则需要决策者事前进行大量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方案拟定、筛选过程也需要更多的科学分析和论证，仅仅一纸红头文件和几句善意初衷的话语是在证明力方面是很欠缺的。前者包括政府通过调查和收集而掌握的各种各样的调查数据、统计数据等二、决策的形式合法性分析：是否与上位法冲突？在刚刚结束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代表大会）上，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再强调政府机关依法行政[9]的重要性。[19]车亮：《2020年中国人均汽车拥有量预计达0.17辆》，载《重庆商报》2011年11月1日版。另外，在讨论过程中一定要让公众便利地、充分地了解相关背景信息，以此化解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误解。
国务院颁行重大节假日高速路免费的政策同样也会给他们造成较大的影响。公众对高速路免费是否就能缓解拥堵、享受免费政策的车辆范围等等规定合理性问题都存有很大的质疑。首先，在西周时期宗教思想发生了重大变革。
雅斯贝尔斯曾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前到公元前200年这 600年间，这正好与从春秋到秦的中国文化根系时期相合。这种经过改良的社 会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因受制于其根本制度而难以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目标。[3]刘仰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反宪派要么是很愚昧，要么是高级黑。公也至少有两层涵义：第一，具有公天下的共和思想，孔子由此提出了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吕氏春秋》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的共和思想。
[6]而且，在两届宪政与社会 主义年会上，我们对伊朗宪政都有关注和讨论。令人不解的是，汪亭友先生何以会主观认定宪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呢？难道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存在限权控权现象吗？譬如车这个概念，其抽象的一般意义即依靠轮轴旋转前进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
在第一届年会上，高放先生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74年之久。在《宪政姓宪名政，关乎共和命脉》一文中，我提出并论证了‘限政是宪政概念的唯一核心要 素，并贯穿整个宪政思想史。所以宪政不是西方人发明的，中国历史上早就在实践了，只不过这个词在一百多年前才有。张再林曾评价认为：如果说西方社会晚自十八世纪才通过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完成其‘世俗 化的过程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则可以说早在西周初年就通过周公手定周礼标志着该过程告以成功。
宪政思想史是给反宪派谎言的一记耳光从宪政思想史来看，宪政命题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形成而形成，宪政观念伴随着共和观念的孕育而孕育。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限权制度理应更为精密完善，以保证所有掌权者不得不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儒家宪政之政治实践成于汉代董仲舒之后，并渐成中华制度文明之主流。但这种宪政的体制机制作为一种国家的民主政体形式及其根本 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得以长期稳定存在，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
令人遗憾的是，汪亭友先生虽然承认了宪政的硬核即限权的基本概念，但坚持否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限权现象，尤其是更加明确地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谈限权问题，断定 党和人民的权力不能被规限，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说有什么‘限权的话，那就是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限制和剥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从事敌对活动的 权利。当代的社会主义宪政理想国则理应继承和扬弃资本主义的以法治保障自 由的立宪民主共和国的合理形式及其政治文明成果，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历史基础上，在以社会所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的现实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的自由解放 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实现。
如果反宪派只满足于以学痞的逻辑和学阀的恐吓来虚张声势、无理取闹，那么对不起，我必须不客气地戳穿 你们的谎言与悖谬之处。真理不怕公开的质疑，不怕平等的论辩，不怕理性的局限与不易破解的难题，而最怕权力的傲慢与无知的流行，最怕鸦雀无声 道路以目，最怕偏执己见、不肯倾听，而一旦到了自以为是的这种境地，真理就会被极端情绪、偏激观点的乌云遮蔽，沦为偏执者组织动员盲从信众的工具，从而使真理异化为不容置 疑的真神。
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体制中，北宋李朴在《上徽宗论人君之要道三》中直言：人主势能生 杀、祸福人，而不能变天下之公议。在这些国家，不同于自由主义 宪政制度的新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是一个具有探索性、开创性的在建中的巨大工程，宪政建设的进程既缺乏历史经验、现成模式与社会基础，又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指导，难免要历经挫 折和曲折。简言之，合就是要求合乎事物规律，合乎社会规范，合乎治理的目标，合乎人的发展需要。既然学界和民众都不能普遍认同反宪派提出的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的荒唐谬论，而他们又难以通过新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或血腥地焚书坑儒来强制人们违心地认同，那么，他 们提出这一谬论除了上演了一出闹剧丑剧、徒增诸多无谓的争论与政治裂痕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效果或意义吗？难怪连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文革派或深红左派，都抱怨反宪派弱智而 无聊。这种僵化教条、不合时宜且毫无学术含量的文革式政治话语，只能暴露出论者思想的贫乏与无知。特别需要提醒汪亭友先生注意的是，从古至今历代各国关于限权也即制约权力的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祖宗家法说不杀言事大臣，用我们今天的话 说，那就叫言论自由。实际上，从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国开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宪政建设。
但问题是，在现代文明国家里，权力完全不受约束的国家或政府几乎是不存在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话，我觉得有这样几种可能，一是写文章的人水平太差，没办法跟他讨论。
（系列文章，未完待续）--------------------------------------------------------------------------------[1] 华炳啸：《宪政姓宪名政，关乎共和命脉》，见[2] 韩毓海：《宪政与无产阶级国家》，2013年6月30日访问。[7] 高放：《宪政社会主义怎样才能立起来》，载于《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3、4合辑《复合民主与治理转型》，第668页，第674页。
只要存在着限权现象，我们就认为存在着宪政因子，只要在某种社会制度下掌权者的公权力获得了有效的规制而达致天下大治，能基本做到 权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即在宪政规制下从总体的社会政治层面审视没有出现权力专横、权力失控、权力合法性等政权危机，那么我们就可以忽略掌权者是世袭还是民选产生生产 资料是哪个阶级占有等之类的无关限权硬核的问题，认为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存在着一定形式的宪政的体制机制。中国古典宪政主义的制度文明形态主要就体现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治体制，这种共治体制肇始于汉代董 仲舒提出的天道宪政主义思想，并兴盛于宋代。在埃尔金看来，新宪政主义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条：第一，新宪政主义认为对于通过行使政府权力以促进社会福利和对于民主的关注，必须与对于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减少专制的那种长期的关注结合起来，而古典宪政论则认为： 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第三，到了西周、春秋时期，和 又指来自不同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因素的聚合与发挥，即指人和，从而发展出培育不同方面主动性、积极性因素并使之得以聚合发挥的治理理念。
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易·系辞》云： 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这既是一项对执政者的德性要求，也是一条制度伦理原则。[5] 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383页[6] 秦前红、涂四益：《以伊朗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化解政治困局》，载于《领导者》2012年12月总第49期，网络版本见共识网，2013年9月7日访问。
第四，和还引申出了合的概 念，所谓合多指辩证统一（即合阴阳、合二为一），以及合乎规律、合乎目的的统一（如天人合一），合乎情理（即合乎民意、合意性）、合乎道理（即合乎逻 辑、合理性）、合乎规范（如合乎礼、合乎宪合乎法）的统一。第四，对政治设计和对创立良好的政治体制的关注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人类是否能够作出这样大规模的设计？新宪政主义回答是：宪政理论的使命是设计出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 会制度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政治很容易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统制形式。
总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的古典宪政主义与当代宪政主义的客观存在，都充分证明汪亭友等反宪派所提出的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的论断极其荒谬，难以服众。马克思主义始终反对宪政，社会主义制度与宪政水火不容。按苏联宪法的规定，应该实行民主宪政。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 物。
[7]高老的观点有人认同，也有人不认同。因此，苏联实行的宪政和苏 联宪法规定的宪政是有很大区别的。
不过，以选举权、监督权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能形成一种权力制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立宪立法 的形式规限立法权、审议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国家权力，规限政党与社会组织等社会权力，并规限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个 观点也是对的。
（《国语·周语》）后来，春秋时期的医和与孙子从医学和天象的范畴上也使用 了阴阳概念，但这些都还主要是作为自然理性主义概念使用的。在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古代文明，包括古希腊、中国、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哲学的突破。
